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窝居岁月

2019-02-14 11:04    茂名网  阅读 2257

一座城市的崛起,背后往往有许多曲折往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茂名油城筹建之初,来自大江南北的建设者汇集茂名,他们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缺少房子栖身。在纪念茂名建市60周年的时候,让我们回顾一下早年工矿区居住的情况,追寻油城艰辛起步的足迹。

租借民房住宿兼办公

开发茂南盆地油母页岩炼制石油,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已启动。1958年5月,省委指定原湛江市委第二书记兼市长曾源任筹建处主任。当年茂名开发工矿区,没有城市依托,曾源及他率领的筹建队伍,只能在建设中心的新坡村租借民房住宿兼办公。同时,把新坡及周边村庄农民“多余”的“闲房”也统租起来,让随后进场参加市政服务筹建的人员寄住,他们借用村中许氏大宗祠“办公”,在农业社东门空地用竹子茅草搭建起一座大饭堂。

1958年8月,我奉命到工矿区筹建市检察院。到筹建处报到后,我被安排到政法组,筹建处安排我住在许氏大宗祠。祠堂是寄宿之所,也是办公开会之所,大家打开个人铺盖铺在地板上,就是睡觉的“床”了,开饭时各自拿着搪瓷盘子到竹棚大饭堂吃饭。几天后,行政组来人把我引到一间曾是富人居住的楼房的二层,不过十平方左右的楼板已有人捷足先登。大家一个挨一个摊开铺盖“紧密相依”住宿。不久,出于安全考虑,筹建处向第一建筑公司新建办公楼商议借了几间办公房子,政法组(公、检、法)的干部便转到了“新楼”,数人挤住一间,以架子床为伴,架子床便成了拓荒者的“巢”。

一家人蜗居“粪窝”上

1958年12月,我的家眷迁到“工矿区”落户,户口暂时放在筹建处,因居无定所,还得借宿农居。筹建处行政组派人将我们带到新坡村西北的新田村,安排我们在麦先生家借宿。

麦先生租给行政组的房屋当时已客满,只剩下一个废弃的“粪窝”,他们用山上搬来的黄泥把窝填平,四周撒上石灰粉,就算是一间住房了。我从行政组那里领来3块木板、两条长凳,借他们的双轮板车把板凳推到粪窝门口,搬进窝内铺好三块板的“床”,窝内也仅剩下可容一人侧身进出的一条“沟”了。老岳母无处栖身,便在院内公用的小厅里铺了一张“床”。没有煮饭的地方,我们只能到村外工地捡来几块红砖,在院子的天井架起“炉灶”,便算有厨房了。当时新坡村及周边村庄没有圩市,只是新坡村西头有一家私人经营的小副食店,那店子前面偶尔有农民拿点青菜出来摆卖,巧遇上可以买点回去“开火”,但很难凑到开小灶的条件。一日三餐基本上是由我提着铝锅到新坡村筹建处的竹棚饭堂去凭证买饭。遇上雨天,从新田村往新坡村一段路还要跨越田埂和泥泞的山洼。

这个粪窝原先是户主人的“肥料厂”,天长日久,熏染蒸发,墙壁上早已渗透出有机化肥的“沉香”,窝的顶上虽然有瓦盖,但由于日久天长,阵风吹过尘土飞扬,我们只能借助蚊帐加上报纸做临时防空工事。若大雨倾盆,则只能“逃难”,躲到安全地带。可幸,1959年春夏之交,新田村西一带建自来水厂,我们从“溶洞”转移到新坡村。

院前屋后种蔬菜

新坡村东(今镇政府的旧址),曾是一户富人的小庭院,合作化时期,那里曾是高级农业社社址,大门向东开,院内是天井,四周是二层居屋,院内西边另有平房,那是当年主人家的厨房、杂物储备间。合作社、信用社的人在大院进门两侧的房子办公,其余房子筹建处已全部租下来。我进住时那里已住满了人。这所院子的二层地板用木板铺设,楼梯设在房子西北隅,从楼梯上到二层,紧靠梯口一间便是我的“新居”了。

1959年春夏之交,三年困难时期最严重的饥荒开始,物资奇缺,市委号召居民干部开荒种杂粮种菜,住在这座大杂院的干部和家属纷纷行动起来,在院前屋后见缝插针种起菜来,我的岳母也在住处墙外垦出一块十多平方的“五边地”种菜。当时家家户户都种菜,院内遍地是木柴、锄头、尿桶、粪箕,颇似农业自助组。

建设者们克服了重重困难,在没有城镇依托的条件下,艰苦创业,南方油城在一片荒原上崛起。到上世纪七十年代,茂名上交省的税利已位居全省第二,仅次于省城广州市。我不由得想起当年贴在墙上、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这就是当年拓荒者“迎寒独自开”的力量源泉。

(作者:何炜明)

报料热线:13828680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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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城市的崛起,背后往往有许多曲折往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茂名油城筹建之初,来自大江南北的建设者汇集茂名,他们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缺少房子栖身。在纪念茂名建市60周年的时候,让我们回顾一下早年工矿区居住的情况,追寻油城艰辛起步的足迹。

租借民房住宿兼办公

开发茂南盆地油母页岩炼制石油,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已启动。1958年5月,省委指定原湛江市委第二书记兼市长曾源任筹建处主任。当年茂名开发工矿区,没有城市依托,曾源及他率领的筹建队伍,只能在建设中心的新坡村租借民房住宿兼办公。同时,把新坡及周边村庄农民“多余”的“闲房”也统租起来,让随后进场参加市政服务筹建的人员寄住,他们借用村中许氏大宗祠“办公”,在农业社东门空地用竹子茅草搭建起一座大饭堂。

1958年8月,我奉命到工矿区筹建市检察院。到筹建处报到后,我被安排到政法组,筹建处安排我住在许氏大宗祠。祠堂是寄宿之所,也是办公开会之所,大家打开个人铺盖铺在地板上,就是睡觉的“床”了,开饭时各自拿着搪瓷盘子到竹棚大饭堂吃饭。几天后,行政组来人把我引到一间曾是富人居住的楼房的二层,不过十平方左右的楼板已有人捷足先登。大家一个挨一个摊开铺盖“紧密相依”住宿。不久,出于安全考虑,筹建处向第一建筑公司新建办公楼商议借了几间办公房子,政法组(公、检、法)的干部便转到了“新楼”,数人挤住一间,以架子床为伴,架子床便成了拓荒者的“巢”。

一家人蜗居“粪窝”上

1958年12月,我的家眷迁到“工矿区”落户,户口暂时放在筹建处,因居无定所,还得借宿农居。筹建处行政组派人将我们带到新坡村西北的新田村,安排我们在麦先生家借宿。

麦先生租给行政组的房屋当时已客满,只剩下一个废弃的“粪窝”,他们用山上搬来的黄泥把窝填平,四周撒上石灰粉,就算是一间住房了。我从行政组那里领来3块木板、两条长凳,借他们的双轮板车把板凳推到粪窝门口,搬进窝内铺好三块板的“床”,窝内也仅剩下可容一人侧身进出的一条“沟”了。老岳母无处栖身,便在院内公用的小厅里铺了一张“床”。没有煮饭的地方,我们只能到村外工地捡来几块红砖,在院子的天井架起“炉灶”,便算有厨房了。当时新坡村及周边村庄没有圩市,只是新坡村西头有一家私人经营的小副食店,那店子前面偶尔有农民拿点青菜出来摆卖,巧遇上可以买点回去“开火”,但很难凑到开小灶的条件。一日三餐基本上是由我提着铝锅到新坡村筹建处的竹棚饭堂去凭证买饭。遇上雨天,从新田村往新坡村一段路还要跨越田埂和泥泞的山洼。

这个粪窝原先是户主人的“肥料厂”,天长日久,熏染蒸发,墙壁上早已渗透出有机化肥的“沉香”,窝的顶上虽然有瓦盖,但由于日久天长,阵风吹过尘土飞扬,我们只能借助蚊帐加上报纸做临时防空工事。若大雨倾盆,则只能“逃难”,躲到安全地带。可幸,1959年春夏之交,新田村西一带建自来水厂,我们从“溶洞”转移到新坡村。

院前屋后种蔬菜

新坡村东(今镇政府的旧址),曾是一户富人的小庭院,合作化时期,那里曾是高级农业社社址,大门向东开,院内是天井,四周是二层居屋,院内西边另有平房,那是当年主人家的厨房、杂物储备间。合作社、信用社的人在大院进门两侧的房子办公,其余房子筹建处已全部租下来。我进住时那里已住满了人。这所院子的二层地板用木板铺设,楼梯设在房子西北隅,从楼梯上到二层,紧靠梯口一间便是我的“新居”了。

1959年春夏之交,三年困难时期最严重的饥荒开始,物资奇缺,市委号召居民干部开荒种杂粮种菜,住在这座大杂院的干部和家属纷纷行动起来,在院前屋后见缝插针种起菜来,我的岳母也在住处墙外垦出一块十多平方的“五边地”种菜。当时家家户户都种菜,院内遍地是木柴、锄头、尿桶、粪箕,颇似农业自助组。

建设者们克服了重重困难,在没有城镇依托的条件下,艰苦创业,南方油城在一片荒原上崛起。到上世纪七十年代,茂名上交省的税利已位居全省第二,仅次于省城广州市。我不由得想起当年贴在墙上、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这就是当年拓荒者“迎寒独自开”的力量源泉。

(作者:何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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